打算同诸位唠唠在电视剧《雍正王朝》当中，那被吹嘘得极为神奇的“官绅一体当差、一体纳粮”政策，究竟是个啥样儿的真实情况。

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有一项名为“官绅一体当差、一体纳粮”的政策，其真实情况与电视剧所呈现的大相径庭。它可并非是什么值得称赞的“善政”，恰恰相反，这项政策的推行险些致使清朝提前走向覆灭的结局。也正因如此，在雍正之后，当乾隆登上皇位之时，便即刻终止了“官绅一体当差、一体纳粮”这一政策。

【01、】

需注意的是，“官绅一体当差、一体纳粮”这一政策，实际上从未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施行过。仅仅是雍正帝应允了其颇为倚重的宠臣——河南总督田文镜，准许他在河南当地推行过一阵子罢了。

再者，电视剧《雍正王朝》在对该项政策的刻画方面存在极为严重的弊病。

在明清时期，官户也就是那些获得功名的士大夫家庭，按规定是需要向国家缴纳田租的。而到了清代，即便是身份尊贵的宗室亲王所拥有的田庄，同样也得履行缴纳田租的义务。

换种说法来讲，官绅从一开始便理应“缴纳赋税”的。

必然存在官绅甚至勋贵故意不纳粮的情况。

在乾隆时期，有这么一件事儿。云南布政使彭家屏，他弟弟在河南老家，居然故意耍赖，不缴纳田租。而当时河南巡抚鄂容安，那可是雍正帝极为宠信的大臣鄂尔泰的大儿子，得知此事后，直接就对彭家屏的弟弟进行了弹劾。

乾隆帝在接到弹劾内容之后，顿时怒不可遏，旋即责令彭家屏按照田租数额的十倍来进行缴纳，以此充当罚款。

因此，有意不交纳田租这种行径，实则就是偷税漏税之举，绝不能就此认为清朝是准许官绅无需缴纳粮赋的。

【02、】

为何称“官绅一体当差”为能够动摇清朝统治根基的恶劣之政？

那便得从何为“当差”讲起了。

在明代，有一种名为“当差”的事务，实际上它就是杂役。

明朝乃是明太祖朱元璋所建立，在其创建明朝之后，针对税收方面所设计的制度，着实显得颇为简单，甚至用“粗糙”一词来形容亦不为过。

朱元璋将百姓所需缴纳的赋税划分成了三类，分别为：田租、里正役以及杂役。

在古代，有种赋税名为田租。要知道，古时有着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”的说法，这意味着全天下的土地从某种意义上讲都归皇帝所有。如此一来，那些依靠种田为生的百姓，实际上都能被视作是皇帝家的佃户。所以这田租，便是依照百姓所拥有田地的数量，按规定向国家缴纳相应的粮食。

“官绅一体当差”这一情况与里正役之间并无什么关联，在此便不多做赘述了。

而所谓真正的“当差”，实则说的就是杂役这件事。

在明代，杂役所涵盖的范畴可谓极为广泛，其内容丰富多样，无所不包。像是修桥筑路这类关乎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，是杂役的任务之一；还有打更守夜，承担着维护当地治安、报时示警的职责，同样属于杂役范畴；甚至连负责该县往来官员饮食起居方面的事宜，也都被囊括在杂役的工作范围之内，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

大体而言，主要遵循着“有钱的出钱、有力的出力”这样的原则。就拿朱元璋时期来说，要是当地的地主，那就得负责承担该县招待往来官员的伙食开销，毕竟招待官员所需的费用，穷人可着实负担不起。而那些穷苦之人，虽不用出钱去操办这伙食之事，但得贡献自己的力气，比如参与修桥铺路的工程，又或是承担打更守夜的任务等等。

朱元璋确实给老百姓设置了诸多杂役项目，不过在对待官员方面，倒是给予了一定的优免举措。毕竟，要是让那些身负朝廷重任的官员们在完成本职公务下班之后，还得去从事修桥铺路这类杂役之事，那显然是不切实际的。

在明清时期，存在着一项名为“官绅优免”的政策，且需明确的是，就法律层面而言，这是当时唯一给予官绅的“优免”举措。

就拿刘伯温来说吧，他被朱元璋征召前往南京出任官职之后，其在老家温州原本需承担的一项杂役，也就是“为往来官员提供伙食”这件事，便得到了豁免。毕竟此时刘伯温人都已经到南京去了。

明代中叶之时，渐渐有地主琢磨着，能不能通过花钱雇人来替自己承担杂役？地方衙门这边一考量，觉得这法子倒也行得通，毕竟收银子可比别的方式更为便捷。就这样，随着时间推移，那些不愿去服杂役的人，便能够通过花钱雇人的方式来完成服役之事了。

“杂役折银”，又被称作“丁徭银”，原因在于在当时唯有成年男丁才需承担杂役。而到了晚明清初时期，其经过简化便成了“丁银”，也就是人们俗称的“人头税”。

【03、】

清朝在入主中原之后，“丁徭银”的性质发生了转变，由起初的“杂役折银”演变为一种纯粹的税收形式。不过，清朝依旧沿袭了明朝官绅可免服杂役的优惠政策，并未将其废除。

换种说法来讲，在清朝时期，官绅从一开始便无需承担杂役之事。

清朝在入主中原之后，缘何未对官绅所享有的杂役优免政策予以废除？

在县一级的单位当中，服杂役并非是源于清朝的仁慈之举，实则它本身就属于一种“合法伤害权”的体现。

清代乾隆时期，广东学政李调元于其所著的《卖田说》当中提及，彼时基层衙门所设杂役种类繁多、五花八门，而这些杂役给百姓带来的负担极为沉重，竟达到了朝廷所征收田租以及人丁银的数十倍之多。

在往昔，就有诸如过差、公馆、驿马、洒水、门包、长随、书吏、衙役、夫轿等诸多事项。曾有这样的情况，十亩田地所产，是难以供养十口之家的，即便靠借贷来补充，也还能勉强维持生计。此地处于交通要道，征徭都是依照田粮来额外加派。每十亩要征收三分银子，每分再加三分三厘的平余，如此便达到一钱了。虽说各家按此缴纳，尚还能支撑得住。然而官府每碰到大型的劳役工程之类，就会依照田粮让乡保进一步加派，每钱能加到一两，这时虽说压力增大，但也还能勉强支撑。但每年加派的次数不等，有时十次，有时二十次，如此累加起来，就可能达到十两、二十两之多。但凡遇到过往公差等情况，像公馆的使用、驿马的调配、酒水的供应、门包的打点、长随等人的开销、书吏的费用、衙役的支应、夫轿的雇请等等花费，便都从这些加派中来出。并且那乡约之人还借着官府的名义私自加派，他们自己日常的用度，比如购置田产、修缮房屋、饮食消费、置办衣服等等支出，也都依靠这些加派所得来维持。

换种说法来讲，明清时期基层衙门的全部行政支出，都得由该地区那些有服杂役义务的普通百姓来分摊承担。并且这部分费用并非是固定不变的，全然取决于县官个人的想法以及实际的需求状况。

在明清时期，其任官制度有着特殊的规定，那便是官员一旦任职，除非是到了致仕的年纪，亦或是因某些缘由被免职了，否则的话，终其一生都无法再回到自己的老家去担任官职。

此前所提及的在乾隆朝出任广东学政一职的李调元，其籍贯乃是四川德阳。他曾先后于广东、北直隶等多地任职为官。最终，因遭革职处分，李调元方才返回了自己位于四川的老家。

“官绅一体当差”的实质在于，要求官户与普通老百姓一样，担负起地方衙门的全部行政开支。

需明确的是，在雍正默许田文镜于河南推行“官绅一体当差”政策之际，彼时清朝尚未取消针对官绅杂役的优免政策。这也就意味着，田文镜所推行的“官绅一体当差”之举，实际上是有违法规的，只是因获得了皇帝的默许，才得以施行罢了。

雍正帝心里明白有些做法是不妥当的，就拿田文镜在河南的行事来说，他知晓田文镜那样从官户那里搜刮财物的举动存在问题，可即便如此，雍正帝出于某种目的，仍旧对田文镜的这种看似“违法”的行为采取了默认的态度。

然而，不知大家是否曾思考过这样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：相较于寻常的普通百姓而言，官户显然要富裕许多。

在胥吏与衙役的认知当中，官户相较普通老百姓而言，那可是有着多得多的“油水”可捞。倘若推行“官绅一体当差”这一举措，便意味着胥吏和衙役能够借着“要求一体当差”的由头，肆意对官户展开各类摊派之举。

在当时的情形下，就胥吏和衙役而言，本省籍贯的官员按规定是一辈子都没可能再回本省内任职当官的。并且，这推行“官绅一体当差”的事儿，还是上头下达的要求。所以对于他们来说，面对这样的状况，也有着诸多需要应对和考量之处。

直白来讲，田文镜于河南施行“官绅一体当差”这一举措时，实际上是赋予了河南的胥吏以及衙役相应的权力，使得他们能够对河南的官户人家进行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作“合法”的为难与折腾，就仿佛是被授予了“合法伤害”这些官户家庭的权力一般。

在古代的时候，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，那就是要是去盘剥普通的老百姓，相对来说所引发的问题还不至于太过严重。可要是把压榨的对象换成了那些官户人家，这事儿可就严重，那可是会对一个王朝的根基产生动摇影响的。

在秦末时期，陈胜和吴广这两位人物可不容小觑，他们绝非寻常意义上的“老百姓”。陈胜与吴广皆拥有“不更”这一爵位，并且还在秦朝的军队里担任着“屯长”之职，这“屯长”的职务，大致相当于近代的营长级别。要知道，在当时的秦国，能够获封“不更”爵位的人，那可个个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杰。

“不更”这一爵位，其含义为能够免去充任更卒的义务，也无需再去戍守边疆了。

秦二世背信弃义，全然违背了此前的承诺。他竟下令让陈胜、吴广从安徽奔赴河北戍边。面对此种情形，陈胜与吴广深感自身利益遭受了严重的侵害，一怒之下，便在大泽乡毅然决然地发动了起义。

由此可知，于古代而言，对官户合法权益造成损害，实乃动摇王朝根基的重大之事。

说不定若乾隆未曾叫停“官绅一体当差”之事，清朝走向覆灭的进程没准儿会大幅提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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